55岁的刘金泉是井下村首批外出挑“糖箩担”的村民之一，在东莞做了二十多年废品回收的他现在“退休”在家带小孙子。而跟他一起出来挑“糖箩担”收购生活废品的老乡现在几乎都已经退居二线，要么回乡养老，要么留在东莞做子女的幕后军师。
刘金泉的第一站不是东莞，是河源。他们那一代的废品人第一站都从那里开始，直到1984年才到东莞，然后就没有离开过。“出门的时候只带了车费和买糖的钱，到了目的地就买白糖自制麦芽糖，然后挑起‘糖箩担’走街串巷。”刘金泉说，当年几个老乡结伴出来，最先到塘厦，没钱租房就睡在山上，以天为帐，以地为席。“有一次带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到东莞，没地方睡觉就睡在别人家的墓地边，年轻人一点都不害怕。”后来大家在山上随便搭个窝棚住下，本钱多了些才跑到村里合租村民废旧的老房子。
刚开始做生意，就是一根扁担肩挑两个“糖箩担”，一头装着麦芽糖，一头装着小百货，敲打着手中的铁皮穿街走巷吆喝。用糖和小百货换回来的生活废品通过分类后在集中起来，然后卖给那些有本钱的收购商或厂家，从而获取利润。
“如果当年只是在家种田，就永远也住不上现在的小区洋房。”刘金泉说，其实当年挑“糖箩担”外出实在是无奈之举，谁不想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，不用受尽别人歧视的眼光。但老家人多地少，根本吃不饱，只能出来闯。只要能赚到钱，再苦再累也无所谓。
刘金泉因为勤快节省，率先在村子里建了一套两层楼的洋房。“基本上就是春节回去住几天，现在都已经老旧了，后来其他人建的房子更豪华、更漂亮。”刘金泉说，现在很多老乡不但在老家建房，也在东莞买地建房。他在东莞也买了两套商品房，“孩子在东莞工作，自己也已经习惯了这个城市，回老家生活反而不习惯了”。 收废品能发财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水口镇，越来越多人投身到这个行业中。“我们都是先带自己的亲戚出来，亲戚又带亲戚，慢慢地就把整个村子甚至整个镇的年轻人都带了出来。”刘金泉说，家乡的年轻人没有进工厂打工的概念，大多投身到废品回收的行业中。女孩子找对象，也是优先考虑从事废品生意的男孩子，只要能独立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，绝对是媒婆重点关注的对象。 被歧视的“垃圾佬”
1995年至2005年这十年间，废品回收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，东莞的工厂越来越多，产生的工业废料也越来越多，各镇区的废品收购站也随之增多起来。刘金泉和老乡们刚开始只是收购生活废品，有了本钱后就租地搭建工棚，大量收购工业废料。
“生意最好做的也就是这十年，很多老乡都成了千万富翁。”但赚钱背后的辛酸也不足为人道。 刘金泉说，本地人刚开始都看不起收废品的人，觉得他们脏。“没办法，很多废品都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，肯定是又脏又臭。”他们住在村民废旧的房子内，开店也是租一些偏僻的土地，自己用木棉瓦搭建工棚。收回来的废品放在那里，自己也住在那里。一些生活废品一旦被暴晒或者被雨淋，都会发出难闻的恶臭味。
本地人称这些收废品的人叫“垃圾佬”，很多时候不愿跟他们交朋友，甚至是带着歧视的眼光看他们。有一次有个客人来卖旧货，刘金泉热情地招呼他喝茶。但他看到满身污垢的刘金泉，立即拼命摆手，并远远站在一旁，让刘金泉自己去卸货。“我当时立即反应过来，他嫌我脏，所以后来把钱给他的时候，我先跑到水龙头前，用洗衣粉狠狠地把沾满污迹的手洗干净。”
刘金泉说，其实他们并不怕旁人异样的眼光，最畏惧的是治安员和其他执法部门，因为废品回收属于特种行业，谁都可以管。“他们每次来检查，动不动就把废品搬走，或者把人关起来。”刘金泉的老乡说，每次都要冒一身冷汗，有一次他不小心收到小偷偷来的废品，出于礼貌递了一根烟给带头的治安员，治安员将烟丢到地上。老乡稍微解释一下就被打了一巴掌。
“过年过节还要送礼给他们，要不然他们天天来找茬，交的保证金最后也被吞掉，这些都是潜规则，没有办法，要在人家的地盘做生意就必须忍着。”除了治安员和警察，他们还怕当地的小混混。小混混们见到哪个废品店生意好，偶尔也会过来敲一笔。一些赚到钱的老乡于是主动“进贡”，慢慢跟这些人攀上关系，有人“罩着”生意自然好，也没人敢去骚扰，赚到钱后就搞行业垄断，其他老乡的利润变得微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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